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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作者:萧冬连
本书以简明清晰的文字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轨迹做了逻辑梳理。作者认为，从执政党的建国方略、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考察，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从实行新民主主义开始，途经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实行改革开放的五次历史选择。
萧冬连，1950年10月生，湖南省衡东县人，中国当代史研究学者。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1978-1886年间，先后在南开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主修中国近现代史和经济学。1979-2000年，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国防大学任教，从事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史教学和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史、中国改革开放史。著有《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三次危机与中国改革的缘起》等。
本书拟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轨迹做一个逻辑梳理。作者认为，从执政党的建国方略、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考察，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五次选择，即实行新民主主义、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转向改革开放。这五次选择呈现两个过程，即从走入传统社会主义（或称苏联模式）到走出传统社会主义，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本书试图说明以下问题：中共何以放弃原本认真考虑过的新民主主义，急于仿照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觉察苏联模式弊端并尝试走中国自己的路之后，为什么引导出一场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标志的乌托邦运动？对“大跃进”的调整和反思，为什么又走上了“文化大革命”[1]的不归之路？“文革”结束后，又是哪些社会力量推动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1953年为什么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政策？作者认为，核心的问题是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和新民主主义政策之间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新民主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变通的理论，一种阶段性的制度安排。在毛泽东那里，相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一切都是过程，都具有策略性。这是决定毛泽东取舍新民主主义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具体说，有三个因素促使新民主主义政策很快地结束了：第一，就是对“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担忧。特别是在农村，各级领导担心，假如农民特别是农村干部靠个人发家致富了，他就不会向往社会主义了，党在农村的力量就可能发生动摇。第二，就是力量对比的变化，或者说对力量对比的估计。1952年土改以后，可以说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对新政权提出挑战。在经济结构上，国家不仅已经控制了经济命脉，国有工商业所占比重也超过了私人工商业，私人企业的一半以上也已经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国家有力量对它实现和平改造。第三，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必然导致对市场的排斥和对计划的依赖，这正是苏联走过的道路。
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引发毛泽东等领导人“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道路的思考，并在经济改革与扩大民主两方面进行了尝试。然而，这种探索被一场来自外部的危机——波匈事件和国内的一场反右派运动所打断，从扩大民主转向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不过从1956年到1958年，在一个根本问题上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强烈的赶超冲动。如果要找一个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国模式，那就只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它具有双重赶超的含义：一是用全民动员的办法创造增长奇迹，赶超英美；一是通过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超越苏联，建立一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模式。“大跃进”是政治压力与政治激情的双轮驱动。政治压力来自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及1958年党内批评反冒进等一系列反右倾斗争。用“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搞经济建设，造成了从上到下的紧张气氛，压制了党内外的不同意见。政治激情来自于“强国梦”愿望与乌托邦理想，党的高层几乎没有头脑不发热的，各级干部急于建功，敢于冒险，许多想法和做法出自他们的“发明创造”，“大跃进”的失控显露出运动式经济的巨大风险，“大跃进”滑向大饥荒与一些基本制度安排也有很大关系。
1960年代初从对“大跃进”的反思和调整为什么转向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轨道，这与两件大事有关：一是“大跃进”失败引出的党内分歧，一是冷战背景下的中苏分裂。从意识形态考察，这两件事都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党内分歧的实质是什么？就是在大饥荒面前，党内许多高层领导干部已经从1958年那种狂热情绪中冷静下来，回归到常识理性：社会主义首先要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基于这种意识，许多人认为应该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包括包产到户，虽然只是权宜之计。这越出了毛泽东所允许的底线。毛泽东认为一些人在暂时困难面前发生了政治动摇，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政治倾向，必须站出来进行强力干预。中苏分裂有很多原因，但不可忽视意识形态因素。中国批评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批评中国是教条主义，实质上是经典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改革的一次激辩。在毛泽东看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我们身上，当然前提是中共自己不变修，从国际反修到国内防修，是符合逻辑的延伸。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肯定有权力再分配的因素，但他要清理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大批人，一个阶层，一个派别，要改造整个党；“文革”也是一场社会大试验，在这一点上与“大跃进”一脉相承，只是路径不同，“大跃进”以经济为进路，“文革”是以政治和思想为进路；“文革”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是反官僚主义反特权。“文革”以反修防修相号召，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反对，中共高层没有也不可能形成阻止“文革”发生的力量。如此多的民众带着宗教式狂热投身于运动，反映出群众对官僚特权化的不满和对革新社会制度充满幻想，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的主流是“奉命造反”而不是“趁机造反”。文化大革命这场以理想主义为标榜的政治运动异化为三个东西，一是普遍的暴力，一是持续的派性斗争和动乱，一是诡谲的党内权力斗争，使“文革”的解释体系漏洞百出，催生了人们的思想觉醒，“文革”培养了反“文革”力量。
19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启动，肯定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文革”带来的后果有两个：一是伤人太多，把所有阶层，特别是过去的既得利益阶层都伤害了，谁都不愿意再回到“文革”。二是老百姓生活太苦了，民生问题已经成为很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就促使了党内和知识界对于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一种深刻的反思。推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道路主要有三种力量，一是重新出山的老干部。从希望摆脱“文革”噩梦这点上看，重新出山的老干部都是改革派，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党内没有基本的改革共识，改革就很难推动。当然不是所有老干部都始终一贯支持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引起了持续的争论。但是从中央到省市、到地县，各级领导层确实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的领导人。第二种力量是知识分子。1980年代知识分子都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历次运动给知识分子造成的创伤，更主要的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目标激起了知识界的热情。还有一个改革力量来自基层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农民很难说认识到他们选择包产到户与一场改革有什么联系，但是农民的选择确实成就了中国的改革。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走这么远，有一个大背景，它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进行的。开放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又推动了改革。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在引进外部资金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新的观念、规则和制度。当然，中国决策层始终坚持了自主选择的原则，没有接受任何“一揽子”方案，不是依据某种理论逻辑而是诉诸“试错”式改革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