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美]艾尔曼-epub,txt,mobi,azw3,pdf电子书免费下载

如果没有科举，或许中国会完全不同！

“当今世界上读过最多八股文文章的人”对科举制度的重量级分析之作！

海外学者有关明清中国科举研究领域第三本标志性著作！

如数家珍般地一一介绍历年科举的故事，活灵活现地再现那个时代令人欢喜令人愁，甚至使得举国若狂的科举图景。

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撰写万字长文推荐！

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A. Elman），1980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教授、教授（1986—2001），1999-2001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教授，2002年后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历史系双聘教授（2002-2017，其中在东亚系为1958届胡应湘讲席教授），于2017年荣休。

通过对横跨元明清三代、千余种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分析，艾尔曼教授探讨了1315-1905年间作为晚期帝制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科举制度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多重面向。艾尔曼对科举制度的探讨修正了很多我们先前对于这一考试体系实际运作过程的看法，其中既有对科举作为政治和文化组织运作（political and cultural machinery）的分析，也有对科举在被现代改革者们无情废止后所产生的一系列无法预料之社会后果的反思，同时深入解读了科举作为一套历时久远、运作成熟的制度的历史意义。

科举考试机制介乎精英思想话语与文士日常生活之间。而焦虑情绪则是他们生活中的催化剂，它给一些人带来了名望和财富，却使大多数人陷入失望乃至绝望。本书记录了文士们频繁地乞灵于宗教和占卜术的种种行为，他们试图通过这类方式疏导在竞争激烈的地方院试、乡试和会试等典型科举场合的情绪反应。在1904年的晚清末科殿试中，商衍鎏被点为探花，他曾写下自己的考试经历：“（衍燊兄）二十岁中辛卯科举人，翌年到北京会试后还广州，一病而逝。我母亲说：‘聪明太过不主寿，不如你笨些的好。’”

像吴敬梓《儒林外史》这样的通俗小说，或是蒲松龄（1640—1715）写的文言短篇故事，其作者都是科举落榜的书生，因此他们会用大众流行的市井方言来嘲讽这一取士选拔的过程。而这些虚构故事并非“透明的文本”。其叙事必须被解读为文化建构的产物，并以落榜者的视角框定了科举过程。由于这些作品同时吸引了包括精英与非精英在内的“大众”读者，我在此特意对“大众-精英”的二元对立提出质疑，并力图展现这两极之间复杂而灵活的互动。那些被记录下来的梦境与吉兆是最突出的非官方记载，它们反映了潜在的、集体性的考生心理压力，并为外界提供了一套关于个体成败的解释。

因此，科举所产生的焦虑心态是一种历史现象，并主要是男性个体的深刻体验，这也符合父权社会的性别意识形态。但男性的家庭成员，如他的父母、姊妹、亲眷也无法摆脱这种焦虑。他们替他分忧、提供慰藉与鼓励，但关乎科举成败的直接个人经验依然属于成千上万的男性考生。正如我们看到的，男性考生间彼此激烈竞争，而登科及第的概率也越来越小。社会形态与政治决策之间的巨大鸿沟，也使得考官的官方经典标准与考生所运用的那些宗教手段背道而驰，后者更被考生当作缓解担忧与负面情绪的良方。

科举考生的落榜失意自隋、唐以来就是一个常见主题。为了能写经义文（1756年后又要学会写律诗），需要相当程度的典籍记诵、古诗文的广泛阅读，以及经年累月的写作训练。这就占用了一个考生从童年到青年的人生阶段，并成为帝国范围内历代精英家庭子弟的共同经历，这一点不受方言与地域的差异性影响。至于那些仅仅受过短期教育的人则只掌握了科举范文，而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广泛记诵，即便这样，如若他们想要通过地方性的院考、科考步入官场的话，他们依然需要具备文言文读写能力。

科举及第通常也意味着事业上的成功，尽管所谓的成功标准在明代和清代已发生了戏剧性转变。在明末，除了进士以外的科举头衔均已贬值，而到了清代，即便是进士也通常要候缺数年才能被任命为知县或知府——如果他们在进士群体中的资历能熬出头的话。即便如此，生员和举人所积累的地方社会声望、法律特权，以及免除徭役等种种好处，依然令众多出身精英家族的青年和老年考生甘愿在科举市